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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谈中探究文学“之所以然”

时间:2019-08-01 08:07来源:书评随笔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结果则是水到渠成。要是从采访效果的角度来评选记者,我一定要投舒晋瑜一票。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中,我还算是比较关注当代小说的。当年读研,导师程千帆先生常提醒我们不要成天埋在故纸堆里,而应该读点当代文学作品,记得他曾与我交流过阅读《绿化树》《高山下的花环》等书的心得。但是后来长篇小说的产量迅猛发展,直到每年有9000多部,专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无法通读。况且有些小说过于“先锋”,似乎是专门为某些评论家或将要成为评论家的研究生而写的,丝毫不顾一般读者的口味,我没有必要去啃那种坚果或酸果。在这种背景下,只读获奖作品,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照第二届茅奖评委顾骧的说法,“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这就为我们筛掉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长篇。但是获奖作品的数量也很大,一般的读者也没时间通读。此时,舒晋瑜访谈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从此书来看,访谈的内容不限于获奖作品,甚至不限于作品,真正的焦点其实是作家其人。随着两人娓娓而谈,该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情况渐趋明朗,这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选择作品的重要参数,至少对我是这样。比如毕飞宇,他现在是我在南大的同事,但很少有机会交谈。毕飞宇的《推拿》获了茅奖,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更是如虎添翼。但我更喜欢他的《玉米》,《推拿》倒在其次。读了舒晋瑜的访谈,我觉得不必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在退化。又如李佩甫,读了访谈,才知道他非常崇敬其父亲,因为后者“是个好鞋匠”。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亲人”,他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生命册》的书名也有点“先锋”的味道,但肯定不是飘在云端里的虚无缥缈之物,所以我决心要找来读一读。总之,舒晋瑜的这本访谈录,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大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阅读书目。说实话,现在有些评论家对当代小说的评语,一味赞扬,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至少在这个方面,舒晋瑜访谈录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评论文章。

既然是文学访谈,当然要突出文学性。舒晋瑜与毕飞宇的对话正是在探究文学的“之所以然”。毕飞宇在我心目中是富有艺术气质、懂文学的当代作家。他最好的作品是《平原》,并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拿》。舒晋瑜似乎跟我的艺术感觉相通。她跟毕飞宇说:“以往获得茅奖的作品,多是宏大叙事。但《推拿》不算是。”这引出毕飞宇精辟的回答:“我非常热爱宏大,但问题是对宏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所谓史诗模式是宏大,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小的,跟叙事者内心的宏大几乎无关,真正的宏大是留在人物的内部。内部的宏大是非常惊人的。……从我写作开始,兴奋点就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写一个小说,写战争,写来写去都是外部不涉内心、不涉及感受,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王安忆评价迟子建的时候,说:‘她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每个写作的人都知道‘在哪儿’,因为这个判断,导致每个作家不一样,我所理解的宏大,永远在内部。”

女孩:“我好看吗?”

摘要: 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 ...

对谈;文学;文学访谈录

《小说生活》从小处着手,毕飞宇与张莉围绕数个话题进行对谈。批评家与小说家这两个“理论上的聊天伙伴”在现实生活中有了真实的交集,全书内容也为之后的《小说课》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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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人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理解了文学的“之所以然”,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儿,才能实现文学的自觉。通过阅读舒晋瑜和这些作家之间的对话,能发现她是属于懂文学“在哪儿”的记者和作家。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富有“深度”,是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对话录。要达到这样的“深度”,除了禀赋之外,还必须下大功夫。舒晋瑜在访谈之前,都对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做足了功课。既进行了平面阅读,就是把作家的代表性著作找来,不能说精读、细读,至少要浏览一遍;也进行了立体阅读,搜罗作家相关的文字访谈、视频访谈、研究资料等,甚至作家曾经提及哪部作品或电影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她也要了解一番,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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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如此然”,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而是探讨文学的“之所以然”:作品为什么是优、是劣、是好、是坏的?进一步说,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发展、成长的内在规律性。

谈到茅盾文学奖,毕飞宇说他在写作这本书时从来没想过得奖这回事。《推拿》讲述的是发生在“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故事。“这个题材它不是主旋律的,很边缘,没有历史感和宏大的天问,它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已经不存在的生活,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我把这个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底下,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学奖。”毕飞宇说。

她向作家陈忠实发问:为什么要在《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名言,“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认识到历史不仅是人物和事件,更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心理秩序的脉搏、脉象。舒晋瑜紧接着得出结论:正是在这种构思中,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这些追问“为什么”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从而使这部访谈录实现“深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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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科都效法历史哲学的路径,不再满足仅仅认识学科的“如此然”,而探索学科背后的“之所以然”,例如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等,甚至理工学科也出现了学科哲学,如建筑哲学、天体哲学等。我们文学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建立“文学哲学”呢?

文学评论家张莉谈道:“我最初读《推拿》时,心情一是震惊,二是有一些波澜起伏。因为他写的那些人物,比如他写沙复明,那个小说里面说那个人的痛苦是什么?那个人的痛苦是他不知道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什么样的景色,这是盲人真正的痛苦,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作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是特别美妙的。”

“深度”不是因为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是因为所提的问题多么锋芒毕露,而是要看访谈者是否能提出有底气、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可以引发作家的深度思考,不断地拓展话题,共同开辟新的思想领地。这是我阅读《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得出的一个启示。

“踏实”是毕飞宇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希冀。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致力于让读者发现这个人的生命与内心,而不是走向人类最终命运的探讨。作家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光学装置,把自身这个具体化的形象提供出去。“我避免了我的虚荣,我收获了我的诚实。我避免了一本糟糕的书,我收获了一本不完美但是特别像我的书。”毕飞宇说。

舒晋瑜与阿来的对话也充满了哲学性。舒晋瑜问道:“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来,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也就是阿来及其作品的“之所以然”。照过去的思维方式,很多作家会讲许多感谢的套话,阿来却坦诚地肯定:“当然是天赋。”并继续说道:“其实很多问题,如果更高深的智慧,反问一下就明白: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我是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作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文学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否认或忽视天才的存在,很多理论家说了一大套也没有讲清楚,甚至越讲越离谱,在阿来与舒晋瑜的对谈中,一句话就点透了。这就是“深度”的威力,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由于《推拿》题材的特殊性,不同门类的艺术家都曾尝试改编,不断挑战。其中,导演娄烨凭借电影《推拿》获得第六十四届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改编的典型案例。与传统电影所传递的光与影的美学理念不同,这部电影从盲人视角出发,力图展示“并不灿烂的”光、“并不饱满的”景。毕飞宇说:“《推拿》这个电影画面的丑、暗淡是一部电影的胸怀、一部电影的良知。但是真正的美不会被耽搁,良知也不会被耽搁。”

姓名:张梦阳 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女孩:“我怎么好看?”

(作者:张梦阳,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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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7月25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与故事讲述者面对面——茅奖系列沙龙活动”第三期邀请了作家毕飞宇、评论家张莉与毕飞宇作品的责编赵萍,大家与观众分享了毕飞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推拿》以及新书《小说生活》。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推拿》是写盲人的,写的是最特殊的人群,但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对特殊人群的特殊关照。它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国文学史中少有作家如此切实地进入黑暗的世界,讲述盲人感知世界的别样方式。比如,小说中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男孩是先盲,女孩是后盲,先盲没看到过颜色,而后盲对颜色有具体的感知,关于长相,那个男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看。两人间曾有这么一段对话: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为什么”。

毕飞宇

“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其实就是懂文学。文学在哪儿?就在人的心里。题材再大,写战争,一心写战争的过程,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曲折命运,就算不上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军事战术学,而是要生动、深刻、鲜活地写人,写人的心灵。这涉及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弄不清楚,始终还在概念化的泥淖里瞎折腾。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无法归纳成概念”。这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即文学与概念无缘。

《推拿》最为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不寻常,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看似平等的角色身后暗藏的权力关系。张莉回忆起小说中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都红在舞台上给大家弹钢琴,一个盲人女孩。大家说她终于成了自食其力的人。所谓的祝贺她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我们觉得这是对她人的夸奖,但是在她看来并不是夸奖,毕老师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权力与权力的不平等,你看得到的世界和看不到的世界之间同样有权力关系,这个关系发现不寻常。”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红烧肉一样好看是触觉和味觉的,一个比喻打开了盲人的世界。这是特殊性。

什么是“深度”?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中得到答案。我曾在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则探究的是“历史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比起历史学来,是更富有“深度”的。

同时,毕飞宇写盲人时,写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主题,如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人和人之间的尊重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日常的尊严。“作家写一个特殊的人群,但是他在特殊人群的这些生活、爱恨情仇里面发现日常的尊严,一个人日常的尊严是什么?你对一个盲人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是你怜悯他,还是把他当作和你一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张莉说。

男孩:“好看。”

同时,毕飞宇称《推拿》一书能荣获这一奖项,某种程度上也是茅盾文学奖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奖的小说敞开了本该宽广的胸怀。它不再只关注宏大的历史题材、史诗模式,这个胸怀现在变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包容。

最近,作家毕飞宇出版了新书《小说生活》,全书记录了毕飞宇和评论家张莉历时半年的对谈内容。毕飞宇称,在这本纪实性的语录体作品中“我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文学,不是小说,不是哲学,而是具体的那个叫毕飞宇的人”。张莉称:这本书里面潜藏有一个乡下少年如何成长为小说家毕飞宇的秘密。他在写作过程中付出的思考,那些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甚至包括自我折磨的东西,都在这个作品里。

在这本书中,毕飞宇谈到了很多文学之外的人生命题。在众多读者眼中,毕飞宇除了是一位作家,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位健身狂人,他对健身有着自己的理解。以“努力”和“毅立”为例,毕飞宇说:“健身是很科学的东西,每天按照健身的次序循序渐进,在教练员严格的指导下把动作做得非常精准,既保证刺激你的肌体又不至于伤害你的韧带和关节,而这些仅凭努力和毅力是无法做到的。我甚至愿意把我荒谬的健身理论挪到文学写作上来,毅力基本是和文学写作无关的事情,它不涉及你的努力,相反它可能涉及你的韧性,”

在毕飞宇的系列作品中,《推拿》是气质独特的一部。《推拿》首次出版于2008年9月,并于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毕飞宇文集》九卷本,其中收录毕飞宇1991年至2013年间创作发表的绝大部分小说。

毕飞宇认为作家与读者都应该避免所谓的“茶馆思维”,即艺术家给我们提供一个茶馆,这个茶馆里面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加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片断加一个历史片断。“每个人都会被荒谬的知识带走,一个小说家在荒谬的知识里面能够体现一个常识,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家最要紧的使命。常识,日常的生活永远值得作家凝视、研究、爱和恨,从爱和恨里面找到我们最想表达的那个问题,把这些最想表达的东西通过作品奉献给读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男孩:“像红烧肉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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